朱元璋与江南地主的矛盾，历经十几年，似乎还不能调和。

宋元以来，大族南渡之后，江南地区迅猛发展，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士绅地主集团。

张士诚据吴期间，对江南士绅采取怀柔政策，甚至默许其隐匿田产、规避赋役。

朱元璋灭张士诚后，对江南的“叛逆之地”施以重税，更将赋役制度作为削弱地方势力的利器。他在江南推行“验田出夫”制，即按田亩数量征派劳役，田产越多，需承担的徭役越重。

此制度直接触及地主集团的核心利益。

他们赖以生存的佃农劳动力被大量抽调，导致田庄耕作效率锐减。

后来，朱元璋又推行“田一顷出丁一人”的均工夫役制，规定每顷田地需出一丁参与朝廷工程劳役。由于中原地区经战乱后经济凋敝，朝廷将大量徭役配额转嫁至江南。

洪武三年，仅南京皇城修建一项，便征调江南役夫十余万人，其中地主需按田亩比例分摊役丁，部分田连阡陌的缙绅家庭甚至需同时派出数十丁，导致“佃户不足于田，田亩荒芜者十之三四”。这种“以田定役”的政策，对江南地主形成双重打击：一方面，佃农被征调服役，导致土地无人耕种；另一方面，地主需通过雇佣劳力或亲自服役来完成徭役配额，进一步增加经济负担。

“一顷之田，岁入不过百石，而役夫之费逾三十石，加之田赋重敛，家资日蹙。”

面对苛重的赋役，江南地主集团展开了系统性反抗。

逃税成为最普遍的手段，洪武三年，苏州一府逋负秋粮达三十万五千八百余石，占当年应缴税额的三成以上。

丹徒大地主曹定更以“以熟作荒”之法，将四顷七十三亩良田伪报为荒地，逃避税粮近百石。此类行为致使朝廷财政收入严重受损，朱元璋遂派官员赴江南查田核税，仅洪武四年便查出隐匿田产二十余万顷，涉案地主多被抄家充军。

在逃税之外，江南地主亦试图通过官僚体系“请命”。

朱元璋曾下令减免江南税赋，却又于秋季复征，周衡以“示天下以不信”为由直谏，迫使朱元璋收回成然此举触怒皇权，不久后周衡因返乡超假一日被朱元璋以“欺君”罪名处斩。

朱元璋借杀周衡向江南士绅发出明确警告：任何挑战皇权权威的行为，即便披着“忠谏”外衣，亦难逃惩处。

江南流传：“衡之死，非为逾假，为江南请命故也。”

当软性反抗失效后，部分地主铤而走险发动武装叛乱。

洪武六年，徐达奉命在松江“验民田征砖骛城”，富民钱鹤皋聚众抗命，宣称“吾等力不能办，城不完即不能死，曷若求生以取富贵”，率数千人攻陷松江府城。

虽叛乱旋即被镇压，但钱鹤皋之乱暴露了江南地主对朝廷的深层敌视。

朱元璋借此大兴株连，将松江、苏州等地千余户地主抄没家产，流放边疆。

他与江南地主的冲突，绝非简单的赋役纠纷，而是新王朝对地方经济秩序的彻底重塑。

江南自唐宋以来便是财赋重地，至元末更因士绅集团的崛起形成“地方自治”倾向。

朱元璋通过重税与苛役，一方面是为弥补战争损耗、充实国库，另一方面则是刻意摧毁江南地主的经济基础，防止其成为割据势力的后盾。

马天将最后一叠卷宗拍在案上：

“就从金炯开始？这厮屯大量私田，你们锦衣卫当年怎么容得下他？”

朱棣伸手拨弄炭盆里的红炭，半晌才开口：

“那年父皇看黄册时，曾指着金炯的名字问我“江南士绅若群起抗命，该如何处置’。我当时回“可借酷吏开刀’，父皇却笑说“酷吏是刀刃，得等刀柄找准下刀的时机’。”

“如今李新的死、张定边的反贼身份、金炯的姻亲关系。呵呵，这把刀的刀柄，父皇早给我们磨好了。“老狐狸！”马天低骂一声

原来从吕昶下狱到李新被刺，从朱英献策到金炯被推上风口浪尖，这盘棋的每一步落子，都暗合着帝王十余年的筹谋。

朱棣猛地起身：“我这就带锦衣卫去抓人。”

“现在就抓人？”马天惊了。

朱棣摊摊手：“舅舅，这种事就要看锦衣卫的了，抓一个金炯，丢进诏狱，他会供出许多人。到时候，就说江南的士绅地主们仇恨朝廷，所以勾结张定边，要坏大明龙脉。”

“父皇曾跟我说“江南的地，该换些人来种了’。金炯是李新的姐夫，李新是通敌的反贼。这层关系足够让江南的士绅们人人自危。杀掉一批，不就空出地来了？”

马天望着窗外漫天飞雪，轻叹一声：“在陛下心里，江南本就是张士诚的“叛逆之地’，不会真是要大开杀戒吧？”

“舅舅心软了？”朱棣挑眉，“还记得吕昶死在牢里时，那些御史们怎么说的？“马国舅用白绫弑忠臣’。若不借这案子把他们的嘴堵死，下次被挂在午门城楼上的，可能就是你我。”

马天苦笑着摊摊手：“开弓没有回头箭。我既然已经成为你父皇的刀，就得拔掉江南士绅这排獠牙。”“舅舅，你就在锦衣卫等着。你不是怕血吗？这种事，我去。”朱棣抱拳，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