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道帖经，里面出了九道“倒拔题”。

难度不可谓不高，但陆北顾认真思索后，都一一答了上来，并确认无误。

实际上，人搜索记忆时的初次反应，往往都是正确的。

他很相信自己的记忆力，在确认之后并没有去反复思考，免得纠结到最后，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了。而墨义，同样难度不低。

比如其中一道《礼记》题目。

“《曲礼上》：“礼闻取于人，不闻取人。’，郑氏注曰“谓君人者取于人。’，贾公彦《周礼义疏》曰“人君当受人取法，不当自取法于人。’，然《学记》又云：“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，然后能博喻，能博喻然后能为师。’互相之间似有抵悟，试申其义，并论为师与为君取法之道异同。”此题就是那种典型的触及经义之间内在联系的题目，需要考生有极强的思辨能力，不仅要弄明白这些话语之间的意思，还要给梳理清楚讲明白，甚至还要避开出题人故意设置的语言陷阱。

陆北顾脑海中瞬间闪过严正在讲习会上强调的“钩玄提要”、“融会贯通”两法。

他略作沉吟，下笔写道。

“《曲礼》“取于人’者，乃言人君之尊位，当为天下仪范，故当“受人取法’，示君权天授、垂拱而治之意，此“为君’之道，重威仪、立标准。

而《学记》“博喻’、“为师’者，乃言教化之术，师者欲传道授业解惑，必先“取法于人’，虚心体察受教者之资禀美恶、进学难易，方能因材施教、广譬博喻。

故二者非抵悟，实各有所指为君重立范，当“不闻取人’；为师重施教，贵“能博喻’而“取法于人’。

君道如北辰居所众星拱，师道如江河奔流润泽万物，其“取法’之道，一自上而下立极，一自下而上体察，殊途而同归乎“教化’之本。”

时间悄然流逝，太阳逐渐升高，阳光透过敞开的考棚口斜射进来，在案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。因为考场本身就不大，考棚分布极为密集，所以在聚集了这么多考生、监考人员、辅助人员之后，空气开始变得非常闷热。

甚至，还传来了一些难闻的便溺气味。

随着温度上升，陆北顾的额头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，但他浑然不觉，全部心神都沉浸在经义的汪洋中，引经据典，条分缕析，力求每一句都切中肯繁，每一字都经得起推敲。

而《春秋》的墨义题目里，又好巧不巧地出现了那只县试曾经出现过的“劳什子鸟”。

“昭公二十五年《春秋》书：“有够鹆来巢。’《公羊传》谓：“非中国之禽也，宜穴又巢。’何休注：“权臣欲自下居上之象。’《左传》则引师己之言，谓“鹌鹆鸽鹆，往歌来哭’，预言昭公出奔。试析二传灾异说之异同，并论其与史事之关联。”

不过县试相比，州试的题目难度显然升级了。

而陆北顾此时想起了在藏书楼四层研读看到某州某年的冷僻墨义题，其中就有涉及《公羊》灾异说的讨论。

他凝神提笔，随后写道。

“《公羊传》后，何休之注乃是承董仲舒“天人感应’之说，更明指“鹌鹆’穴居而巢处，乃“阴居阳位’、“权臣欲自下居上’之凶兆，直指季氏专鲁、昭公失柄之实，以物象喻人事，彰《春秋》“为后王立法’、“警惧人主’之旨。

《左传》虽亦记师己童谣预言，然重在叙事，将“来巢’视为异事，引童谣为后续昭公出奔之谶语，与《公羊传》之灾异理论迥异。

二者皆关联昭公失政之史事，然《公羊》微言大义，《左传》异事著史，均为阐释《春秋》“辨吉凶、明善恶’之意。”

当陆北顾写完墨义最后一道题的答案，放下笔时，日头已然有些偏西了。

他活动了一下因长时间书写而僵硬发酸的手腕和脖颈后，开始仔细检查答卷。

字迹是否清晰？标点是否分明？引文是否无误？义理是否通达？

他逐字逐句地审阅，如同一位老练的工匠在打磨最后的成品，直到这些问题全都确认无误，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第一日的帖经、墨义，他已经倾尽全力了。

帖经他有信心能确保全对，而墨义是否拿满分不好说，得看判卷老师。

但不管怎样，他已经调动了所有知识储备，尤其是墨义的《春秋》部分，更是将讲习会所得与藏书楼补缺的心得发挥到了极致。

随后，又过了大约半个时辰。

“铛！”

收卷的铜锣再次敲响，声音在空旷的贡院里回荡。

书吏们迅速行动，将一张张承载着学子们心血与希望的答卷收走。

陆北顾看着卷子被收走，心中反倒轻松了下来。

考棚外的甬道上，衙役开始分发今日的晚餐。

跟中午一样，两个温热的炊饼，一碟咸菜，一碗清水。

陆北顾默默接过，就着清水，慢慢咀嚼着炊饼，味道虽然寡淡了些，却能补充体力。

他需要食物，更需要休息，因为明日还有诗赋的硬仗，后日更有那决定性的策论！

暮色四合，贡院内点燃了更多的灯火。

考棚区被分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