洪武至宣德年间，为了推行宝钞，虽然铸造铜钱，却不许民间使用。

宝钞的信用与空缺市场，就明晃晃地摆在那里，这般行为引得大规模私铸流通，乃至官署亲自下场，同流合污。

正统至成化年间，宝钞完全失效，中枢无能为力，干脆发了癫。

开放禁钱的同时，自己也不铸造铜钱。

至于私铸？对不起，照样不许。

这不闹钱荒才是怪事，用彼时户部尚书丘濬的抱怨来说就是，阻塞货流，荼毒商事。

直到弘治十六年二月，中枢才意识到事态严重性，决定重新铸钱“弘治通宝”。

但上面想通了没用，得下面去做事才行——一如万历清丈，官吏考成硬生生准备了七年之久——而孝宗一朝早已失去了上传下达的能力。

几年后孝宗皇帝决定查一查自己的钱法执行得怎么样，得到的答复是“各处所铸，十之一二”。

孝宗无奈之下，只能降旨，盘查两京内府以及十三布政司所贮洪、永、宣三朝钱币。

赫然是铸钱搞不下去了，只能赎买祖宗们铸造的铜钱，以期缓解商货流通的疲软。

这当然没用。

直到世宗皇帝登基，才勃然大怒，开始清算旧账，命“户部会同工部，査累朝未铸铜钱，俱为补铸。”

嘉靖六年，十八年、二十三年、三十二年，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行铜钱，钱法在嘉靖一朝续了好大一口气。

到了穆宗皇帝时又乱几年，概因穆宗皇帝着实没甚主见。

南京户部说铸本缺乏，穆宗便停了铸钱。

随后，谭纶又上奏说铸钱乃是藏富之良政，不仅要铸，还要统一制式，不以年号，而统一铸为大明通宝，以便百姓辨识流通。

穆宗皇帝觉得有理，便命出工本一百二十万铸钱。

随后张四维上奏说，别的皇帝都是年号铸钱，到了本朝就没了特色，是不是看不起咱们穆宗皇帝？

穆宗想想觉得有理，又收回了成命。

山西巡抚靳学颜觉得不行啊，说好的铸钱难道就这样不铸了么？当即上奏说，不行也可叫“隆庆通宝”啊。

隆庆皇帝一想，又认可了。

来来回回到隆庆四年四月，高拱终于看不下了。

高老头虽然不懂钱法，但也知道政策不稳定，不利于市场信心的道理，上奏让隆庆皇帝“不许更为多言，乱民耳目”——别想一出是一出了，给老百姓都整糊涂了。

到底是高老头说话好使，隆庆皇帝这才拿定主意，命户部铸隆庆通宝钱二百万文，“自是钱法复稍通矣”。

当然，也只是钱法“稍通”，勉强稳住了市场交易。

私铸泛滥、官钱定价无常、偷工减料好坏不一，仍旧是问题一大堆。

到了万历一朝，要为税改做准备，这些问题就不得不着手解决了，否则大环境都有问题，税改一下，只怕立刻就是天下板荡。

户部左侍郎李幼滋脸上有些挂不住，出列问道：“申阁老，敢问陛下因何不取我部条陈？”

关于钱法之议，户部方面是他主持的部议。

部里的意见几乎不约而同，“私钱既行，官钱益壅，一严首恶，一开告捕，一禁私贩。”——不是户部现行的钱法不好，是被私钱给害了，得上手段、抓典型才是。

申时行闻言，转头看向这位今年新晋的户部堂官，客气地解释道：“陛下说，原则上的财税问题，大方向上尽量用财税手段。”

言外之意，户部的条陈隔靴搔痒，只配作为补充，给正策敲敲边鼓。

李幼滋无言以对。

工部侍郎万恭见状，紧随其后，表明态度：“申阁老，按照万象春的条陈，工部核算过了。”

“统一制式这个不难，可将金背、火漆、鏇边三样名色归一，统一命为大明通宝，产出年号缀于背面即可。”

这事当然简单，毕竟制式统一了，人工和用料都能省出一截。

若不是穆宗觉得此举虚弱年号，早在隆庆年间，工部就上手这样干了。

“但汰除杂质一条，委实不合情理，按此铸钱，工本至少要多出七成！”

“如今国库的铜本，恐怕难以支撑。”

在他看来，万象春的条陈简直不食人间烟火。

简而言之，就是这位万给事中认为，钱法不行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朝廷的铜钱太驳杂廉价了，百姓认不全，看不上。

不仅要统一制式、雕刻精美，还要去除铅砂，增加含铜量，百姓爱用，官钱也就流通上了。

但前者简单，后者就难了，国库未必能吃得住这个成本。

“此言差矣。”

一道声音响起，众人回过头去。

却是兵部尚书殷正茂出列驳斥。

别看殷正茂是个帅才，但在钱法上，也是一代专家——时人都戏称其经年贪污之下，已然入了财道。

殷正茂浑然不觉，大着肚皮，中气十足道：“万侍郎莫要诓骗我等，我朝铸银，别说工本多出七成，便是翻倍朝廷都还有得赚。”

朝廷铸钱，从来都是大赚特赚。

嘉靖年间殷正茂参与过一次钱法的讨论，彼时他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