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47章

万历八年，大明朝遭遇到严峻挑战，新政迈不开步子，治理整顿尚未结束，“刚克”还是“柔克”，争论不休。

南方士绅受“柔克”的错误判断，阻挠清丈，挑起南北之争，影响极其严重。

皇帝加快新政步伐的要求受挫，对缓慢的进度失去了耐心。

为了遏制南方士绅“柔克”的倾向，继续对天下施加影响，皇帝决心到南方去，打开继续新政的突破口。

这必然要求地方省府作出积极回应，以及主动寻求中枢袖领们的支持——尤其是诏书上指名道姓辅政的三人，也即是五军都督府首脑王崇古，都察院首脑海瑞，内阁首脑张居正。

于是，临行前的这场奏对应运而生。

第一个奏对的王崇古，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全力支持的态度。

第二个进入承光殿的海瑞，则是委婉地表达了部分批评的意见。

“我皇帝行事正大光明，岂能效仿郑伯克段于鄢？”

海瑞去过四川几年，莫名其妙变白了几度，反倒衬得脸色更加黑了。

他顺势抓着皇帝的手，口中喋喋不休：“若是查明有罪，自然可以按律处置。”

“若只是心存疑虑，便该令其无则加勉，以观后效。”

“陛下，坐观臣民犯禁，终究是要遭人诟病的……”

朱翊钧尝试着把手往回抽，却发现抽不出来，突然有些后悔方才自己拉手的殷勤劲。

他无奈转过头，朝海瑞眨着无辜的眼睛：“海卿，朕分明表明过好几次心迹了，为何还是一再曲解朕。”

相忍为国的皇帝，有时不得不自缚手脚。

朱翊钧要以妖书案兴起大狱，程序上总得过都察院这一关。

入掌都察院的海瑞，显然对引蛇出洞的行为并不认同。

海瑞抓着皇帝的手，就是不肯放：“陛下就不该开放报禁，容得彼辈畅所欲言！”

《大明律》卷十八，刑律一，凡造谶纬、妖书、妖言及传用惑众者，皆斩。

这都是太祖皇帝定下的杀头大罪。

朝廷应该导人向善才对，从没听过引人犯罪的！

报纸这种东西一旦开放，使人畅所欲言，那么触犯此罪的士人，可不就是与日俱增么？

要是拿着这种由头，跑去南方大起刑狱，后世不评个郑伯第二才是怪事！

朱翊钧实在扯不出手来，只得放弃。

两个人就在大殿中间，干巴巴地站着奏对。

朱翊钧想了想，还是决定直来直去：“海卿，此次朕必要以妖书兴办大案，之后也绝不可能重申报禁。”

海瑞闻言脸色微变，显然倔脾气又上来了，张嘴欲言。

朱翊钧先发制人，反问道：“海卿，纵观案中这些犯禁的山人，若是朕没有开放报禁，彼辈便不会著书出版，散布妖言么？”

他口中的山人，不是什么居于山中的隐士，准确来说，叫做掌控舆论的边缘知识分子。

山人虽然读过书，却又不愿或者不足以走上仕途。

高端的山人，当属复起前的王世贞这种，掌控民间舆论的命脉。

上可联动科道言官搞政斗，下可结社文盟，为士林袖领。

中端的山人，通常以干谒、售文、设馆、入幕等方式为生计。

大多是著书立说，写写诗词，抨击时政，或者出卖一下脑力劳动。

低端的山人，只能跑去算命、说书、卖身、给商行打广告。

其无不是刊印小报，散布揭帖，吸引眼球，若论贩卖情绪价值，连“倚门”和“断袖”都拍马不能及。

偏偏山人这个团体，还轻易不能得罪。

哪怕是刑满释放人员，只要混进山人圈子，那都是挥斥方遒——哪家大户商行不肯“合则两利”，直接就刊报开骂，这您受得了么？

海瑞下意识反驳道：“至少不会像如今这般，群然犯禁。”

朱翊钧毫不留情更正了海瑞的错误：“那是因为弘治以来，舆论泛滥，日复一日地猖獗，正好在朕这里登峰造极！”

边缘知识分子活跃于社会的各个层面，是你明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。

其初兴于弘治年间，在嘉靖朝发展壮大，直至如今大盛。

正德年间难道没有么？

编排武宗是宫女所生的演绎话本，在南直隶畅销，卖了一万七千余册。

嘉靖年间难道没有么？

徐渭、屠隆、王稚登、梅鼎祚、黄省曾等人，几乎日报一刊，垄断坊间舆论。

万历年间就更不必说了，谏诤已经发展到市井小民身上去了。

街头巷尾，今天高谈阔论说说朝廷这里不对，明天说书人数落数落朝廷那里不好，后天小报上再来点皇帝冷笑话——“今则通衢閙市，唱词说书之董，公然编成套数，抵掌剧谈，无顾忌。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，多人无不乐聴者。”

哪怕汪道昆遭遇的“切胁大臣”，那也不是报纸首创，而是山人们熟能生巧的技法。

历史上连国本之争这种事，都少不了民间舆论下场，更遑论其他？

用谢肇淛的话形容舆论环境就是，一人倡之，千万人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