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，举国之人，奔走若狂，翻覆天地，变乱白黑。

朱翊钧迎上海瑞的目光，坦言道：“早年报禁严苛，实则一纸空文，小报流传、揭帖四起、骂声汹汹，反倒是将舆论拱手让人。”

“如今朕开放报禁，新闻版署就在朝廷手上攥着，言出法随，宽紧由心。”

“海卿，朕是顺应时代大势。”

说到底，舆论传播在明朝的活跃，并不是偶然，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必然性。

物质的发展为舆论的活跃创造了经济基础和传播环境。

全国水陆路程143条，其中南京至天下各地的长途路程11条、江南至邻近区域路程12条，更有15条水路连接苏松二府和各市镇县城。

社会流动的加快，自然带来信息的发达。

同时，写书的材料和人工价格都很低，以“毛氏广招刻工”的广告为例——“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，三分银刻一百字，则每百字仅二十文矣”，综合上材料成本“墨二笏，价一钱；烟墨一斤，价五钱”，一本书只要卖得中规中矩，利润就不会差。

譬如王世贞的《鸣凤记》，只在两京直销，就“糜六万金有余”。

有利润就有市场，有市场就会商业化。

同时再加上思想上的土壤——广开言路的士林正确，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；心学虽然在万历二年之后过了时，但百年以来推动社会思想解放的功效，真实不虚。

譬如栗在庭的奏报中说，光是福建建阳一个县，就有书坊八十多家！

甚至连盗版都已经开始搞出来了——“但遇各省所刻好书，闻开价髙，即便翻刻。”

这就是时代的大势。

在滚滚大势下，英宗、宪宗、孝宗，每一届还在那里整天翻来覆去重申报禁，治罪妖言妖书，有用么？换汤不换药罢了。

封锁得越是严格，私下里越百无禁忌。

反而开放报禁，才是掌握在手中的第一步，将其商业市场化，禁言透明化，监管科层化，惩戒政治化，或许才是你明舆论的出路所在。

这番话说得海瑞一愣，皱眉沉思。

朱翊钧趁机将手抽了出来，顺势给海瑞按在矮墩上，让老人家坐着想。

过了好半晌。

海瑞才幽幽叹了一口气：“陛下见微知著，洞彻玄幽，那为何当初开放报禁时，是宽不是紧，言出法不随呢？”

皇帝一时兴起也就罢了。

既然看得这么长远，当初开放报禁时，怎么没有配套的政令呢？

任其野蛮生长，媾和反正清丈的士绅，一时闹到要南巡的地步，果真不是有意为之？

朱翊钧闻言，尴尬地笑了笑：“朕当时一时想着讨论新学，广泛传播，不自觉便犯了刚克的错误，步子迈得太大。”

他主要防止柔克去了，一时不慎犯了刚克错误。

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。

海瑞定定看着皇帝：“不能等到妖书案后，陛下眼下就得申明报纸犯禁之罪！”

朱翊钧如蒙大赦，连连点头：“理应如此，理应如此，朕稍后便下旨三法司，分等列罪，再由诸卿廷议，完善新闻版署，加强报纸审查。”

他看着海瑞这揪着不放的倔驴模样，只觉几个月前在殿上被汪宗伊直谏的尴尬，都不算什么了。

见皇帝改邪归正，海瑞这才缓和神色。

后者躬身一拜，为方才的失仪的请罪：“天下无不知陛下灿焉兴革，英断夙成，然圣人有言，刚必激，激必亢，亢必不可久。”

“陛下如日中天，万寿无疆，何至激亢谋政？臣斗胆冒犯，伏惟陛下留神！”

正所谓过刚易折，不是说皇帝太严苛容易被害，而是说皇帝过于紧绷的心态，很难持久。

这是世宗皇帝的前车之鉴——锐精未久，妄念牵之而去矣。

所以海瑞才说，皇帝还有大把的时间，新政遇了挫折，可以一步步慢慢来，没必要“不拘小节”。

朱翊钧闻言不由默然，下意识喃喃自语：“万寿无疆太久啊。”

眼中尽是感慨。

海瑞狐疑抬头。

朱翊钧回过神来，笑了笑：“海卿说得是，朕记下了，且说正事。”

皇帝虚心纳谏，臣子还能说什么呢？

海瑞默默揭过了先前的话题，洗耳恭听。

朱翊钧竖起两根指头：“两件事。”

“其一，坊间舆声滔滔，变乱白黑，可朕细细看下来，朝中这些科道言官，也脱不得干系。”

“国初定制的风闻奏事，只能顺应当时的情势，如今未免有些不合时宜了。”

若不是他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所谓风闻奏事，早就沦为朝臣党争的工具了。

民间那一群山人，结合科道的风闻奏事，威力简直没法想象——哪怕是王锡爵、沈鲤、吕坤这些身居要职的大员，都招架不住。

偏偏这些言官随意捏造，却没人能说个不是。

清流清流，如此只剩一张嘴巴，自然是清得不能再清了。

朱翊钧好不容易将海瑞塞到了都御史的位置上，哪能不借助其威望，敲打敲打这群有权无责的大明议员呢？

至于说什么风闻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