杀人能解决问题吗？

肯定解决不了啊！

在封建社会，受限于小农经济低下的生产力，注定了会在“官”和“民”之间，存在着“吏”这个中间阶层，这是经济基础决定的。

正如陆北顾一路走来所见所闻，商品经济虽然在大宋有所发展，但那也只是体现于交通枢纽城镇和主要城池之中，在最广大的乡村，百姓依旧过着自给自足的男耕女织生活。

而因为没有足够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与交通方式，也没有高效快捷的信息沟通渠道，所以，官员想要管理辖区，在城镇里必须依靠“吏”，在乡村里也必须依靠“吏”去沟通当地的“宗族”。

只有这样，每年应该缴的税才能征收上来，应该服的徭役工程才能有人去干。

如果没有数量庞大且广泛分布于各县的“吏”在中间起到这种沟通作用，那么整个帝国的治理体系都会趋于瘫痪，人力、物力资源也根本无法得到有效调用。

所以，杀人不但不能让“吏”的贪墨现象有所收敛，反而会因为阶层人数的减少，导致其中个体权力的扩大。

而个体的权力越扩大，其贪墨条件就越不受限，这一点是很好理解的。

那么能不能通过以建立监察制度为主要手段，来限制或约束“吏”的贪墨呢？

很遗憾，也不能。

因为“监察”本身就是一种权力，而只要是权力，就会存在被用于牟利的可能性，而且监察制度会随着建立时间的增加而被不断同化，是无法保证监察人员始终都能够负责任地行使职权的。

如果走这条道路，就会陷入东厂监督锦衣卫，西厂监督东厂这种套娃永无休止的怪圈。

所以，只能作为辅助手段。

那提高待遇呢？

“吏”在政治、经济等方面的待遇，注定不如士大夫，这是大宋的现实情况决定的. . . .说白了，大宋就没那么多钱。

现在三冗已经快要把财政压垮了，若是打算单纯地通过提高“吏”的待遇来解决问题，再搞出个四冗来，那大宋距离财政崩溃就不远了。

更何况，有句古话说得好一一人心不足蛇吞象！

提高待遇唯一发挥的作用，就是在“提高”的那一瞬间。

再往后，这些待遇，就会被视作理所应得。

这从历史上也可以找到比较典型的两个案例，那就是明代和清代的官员收入情.况 . ..明代官员正式收入极低，靠俸禄养家全家老小都得喝西北风，所以以清廉著称的海瑞，为母亲祝寿也只能买两斤肉，而清代官员则有高达俸禄百倍之巨的养廉银，正式收入极高，根本不愁钱花。

可结果呢？

结果是，不管是极低收入还是极高收入，官员照样都会贪墨无度。

所以，也不能采取提高“吏”的收入这种办法。

总而言之，以上这三种办法，陆北顾在现代跟姜星火在江大的办公室里讨论的时候，就已经都想到过了在明代，如果掌握了最高权力，还可以靠工业革命与皇权下乡这两种手段来瓦解“吏”在基层治理中的特殊地位。

但在如今的宋代，既不具备发展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，皇权也存在先天孱弱的缺陷，实际可行的解决办法其实就更少了。

王安石灼灼的目光如同实质，紧紧锁在陆北顾脸上，等待着他的回答。

“王公。”

沉吟了片刻之后，陆北顾的声音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，打破了暖阁里的沉寂。

“重典严刑，可惩一时之恶，却难断万世之根，而血流成河，非仁政所取，亦非长治久安之策。”陆北顾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在座众人，最后落回王安石身上：“在下以为，欲解“无禄养之资，有破家之能’之困厄，非一剂猛药可愈，当三管齐下，方可稍缓。”

“其一，胥吏非天生恶徒，其剥民自肥，根由在无恒产、无恒心，故可酌定出一个胥吏开支范围，需使其足以养家糊口，免其冻馁之忧。此乃釜底抽薪，断其贪墨之“不得不为’。”

王安石眉头紧锁，显然在快速思量此策的可行性。

“国用日蹙，百官俸禄尚需裁减，何以养此万千胥吏？且此辈多为本地世袭，家资未必匮乏。”“王公明鉴。”陆北顾不慌不忙，“在下所言，并非是给每个胥吏发放固定俸禄，而是各州县所需胥吏开支的范围本来就有大概数字，便可如“公使钱’一般形成定制，专用于胥吏支给.....此钱来源，或自地方“系省’钱物中划拨定额，或由转运使司核定，使其名正言顺，而非巧立名目，暗中摊派。”听了这句话，王安石若有所思了起来。

自从在庆历二年中了进士之后，他在州县摸爬滚打了整整二十年，地方衙门到底是怎么运作的，他再清楚不过了。

所以，王安石很快就意识到，这件事情是非常容易操作，且具有可行性的。

而这个想法，正是陆北顾经过岳州时，受到岳州军事判官王陶用“公使钱”请他们吃饭并赠送礼物所启发的。

一大宋的胥吏制度，为什么不学学“公使钱”制度呢？

既然“公使钱”这种地方自用里支出的招待费制度也是因习惯而形